《兩岸史話》蔣介石之黃金密檔──百年遷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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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一)

2011-03-25 【丁雯靜】
編者按

1949年運台黃金了維繫中華民國生存的關鍵命脈。抗戰勝利後，國庫僅有3萬兩的黃金，後來，上百萬兩的黃金，從何而來？原可振興戰後中國經濟的黃金，卻演變成失去民心的利劍。

在民國百年時刻，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長天傳播即將推出「百年遷徙」系列──蔣介石《黃金密檔》紀錄片，作為百年歷史的見證。本片 3月27日將在誠品信義店舉辦全球首映會，4月2至4日晚間9時在TVBS 新聞台首映。

蔣介石當時應該還沒意識到，已成為廢紙的貨幣，是老百姓對他的一種不信任投票。

2009年11月拍攝《黃金密檔》的首站是南京總統府，那天南京下著入冬以來的第一場初雪，站在總統府大門前，我抬頭仰望入口大門上方，那個曾經飄揚著中華民國國旗旗竿，如今孤獨地豎立在那兒，彷彿為流逝的民國過往，做了最無言的陳述。我們這群台灣中華民國國民來到這裡，是尋找那段蔣介石曾經風光的民國歲月，還是追悼已經褪色的民國史，在刺骨的風雪中，我有種說不出的悲愴。

黃金風波

走進總統府長廊，抗戰勝利後從陪都回到南京總統府的蔣介石，是多麼的英姿風發，他的民族統一大業才正要開始，廣大的百姓才要脫離苦難，厭戰的人們要面對的卻是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。儘管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都高舉著正義的旗幟，此時，兩黨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，也是成為戰爭的關鍵，那是跟黃金有關的一場風波，被稱為第二次「黃金風潮」。這場黃金風潮加深了人們對國民政府貪腐的形象，民心開始悖離那個領導抗戰勝利的國民政府。

1945年抗戰勝利，重慶陪都的國民政府金庫的黃金，只剩下不到3 萬兩，此時的蔣介石的大舅子，也是行政院長宋子文，開始著手戰後兩件財政大事。一是，接收戰後的所有黃金，充實國庫。二是，抑制貶值劇烈的國家貨幣──法幣。

抗戰時期，美國在中國參戰期間借用中國機場和指揮所等所積欠的軍費，在戰爭結束後，必須一次結清還給國民政府，這項軍費高達4 億美元。後來，宋子文將這些軍費的2.5億美元，兌換成黃金共645萬兩，分批運回中國。另外，國民政府還接收了汪精衛政權所沒收的黃金，共49.5萬兩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說：「有了這一大批黃金作為後盾，宋子文有信心，將法幣貶值的情況控制下來，他祭出『法幣』換『黃金』的新政策。但宋子文萬萬沒想到，這項政策成為有錢人大量囤積黃金，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」

1946年3月，宋子文令央行將黃金按市價在上海市場配售，讓人們可以用法幣買黃金，不到一年，共拋售353萬兩黃金，國庫60%黃金，一下子化為烏有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會欣表示：「這項政策法幣不但沒貶值，還造成富人囤積更多黃金，而且市面流通的法幣還比以往更多，因為國民政府還繼續大量發行法幣。戰後，中國經濟尚未復甦時刻，老百姓都還很窮，可以提供中國建設黃金，卻流入富人的口袋，讓人們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。」後來，宋子文因黃金風潮事件下台，蔣介石在日記中，表達了他對這位大舅子的不滿，但國民政府腐敗的形象，已經在老百姓心中蔓延。

住在上海的邵立，他的父親邵式軍是汪精衛政府的稅務署長，他說，汪精衛政府時期，他的家幾乎是徹夜未眠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到家裡抽鴉片，當時上海大戶人家抽鴉片是一種高尚的社交行為。很神奇的是，老人家從小聞鴉片，卻沒有染上毒癮。國民政府接收上海時，他的父親為了逃避軍事法庭的審判，躲到解放區成為共產黨員，並用金錢資助共產黨，藉此躲過一劫。儘管後來走上所謂「政治正確」的道路，而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有功，但邵立因為歷史問題，在文化大革命時，還是遭到一番批鬥。

貨幣廢紙

這位曾經富家子弟的邵立，在父親離開上海後，家裡只剩下女人當家，負責接收的國府軍統特務經常到他們家盤查。他說：「像我姨媽的首飾四百多件，我外婆怕煩，女兒放在那裡的一包首飾，不要煩了，通通拿去，軍統特務的目標不是這麼一大包首飾，看到人呆掉了，我也在旁邊，他不講了，一包包好就走掉了。」當時上海接收時，像邵立家一樣的案例，不勝枚舉。

抗戰時期不知誘惑為何物的國府官員，從重慶陪都前往各接收地區，相對富裕的資源，對這些官員造成考驗，但很明顯地，國民政府部分官員在這場「黃金的試煉中」被淘汰了。但蔣介石當時應該還沒意識到，已成為廢紙的貨幣，是老百姓對他的一種不信任投票，他要發動新的貨幣改革，並試圖將當時宋子文發出去給民間的黃金，再度收回來。

英格

顺便坐一下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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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二)


1948年5月20日，中華民國走向立憲體制並且發行新貨幣(即金圓券)，以期能夠力挽狂瀾；而這一切仍然和「政府要從老百姓手上收回黃金」這段歷史有關。

離開南京總統府後，我們來到上海銀行博物館。這是一間位於工商銀行樓上，需要預約才能夠入內參觀的博物館；裡頭有不少真品展示。館內的蠟像人場景，完整重現出，當時國民政府的統治景象。太太穿著旗袍，籃子裡裝著一瓶醬油，醬油瓶的瓶口用以紙鈔形式發行的法幣捲起來當瓶蓋。一位賣銀元的黃牛販子，正朝著手上拿著一疊金圓券的先生，兜售袁大頭，因為金圓券已經不值錢了。這是1948到1 949年，絕大部分上海人的共同記憶。當年住在上海的米繩祖曾經回憶：「當時上海街上到處可以看到銀元販子，手裡把玩的袁大頭，就這樣沿路框郎框郎地響著，不然就是拿著袁大頭吹，給你聽聽聲音，看響不響？」米繩祖又說：「老百姓拿黃金、外匯換來的金圓券，在金圓券才發行不久，就已經不值錢了！」

收兌黃金上海打虎

1948年8月19日，行憲後的財政部部長王雲五為了發行新貨幣(金圓券)，費盡心思。當時財政部次長徐柏園的女兒徐林秀說：「父親當年曾告訴她，王雲五因擔心消息走漏，導致有人成為政策下的利益者，金圓券的發行幾乎是王雲五一個人關在財政部辦公室，制定出來的。」當天晚上，蔣介石以總統身分發布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」，並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。辦法中規定，禁止私人持有黃金(1兩兌換金圓券200元)、白銀(1兩兌換金圓券3元)、銀幣(1元兌換金圓券2元)、外匯(1美元兌換金圓券4元)。凡私人持有者，限於9月30日前，收兌成金圓券，違者沒收。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副館長徐寶明說：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就跟老百姓說，我們叫做金圓券，是因為紙鈔內已含有黃金，所以你們可以用黃金來換取金圓券。」這項政策祭出後，當年共產黨主辦的報紙《華商報》以斗大的標題寫著「蔣府經濟總掠奪」，這種說法成了當時老百姓普遍的心聲。

根據蔣介石的「大溪檔案」顯示，發行金圓券的過程中，政府從中國老百姓手中，收回國庫的黃金共計184萬兩；這是當時宋子文兌出去的一半。來自上海的富家子弟邵立說：「當時家裡的保險箱主要都是存著黃金、珠寶，母親在外商銀行存了不少美鈔和英鎊，當時外商銀行通知他母親把這些外鈔趕緊領回，就他們家裡而言，只拿了一小部分黃金出去兌換金圓券，當時誰知道蔣介石這個政府會怎樣？當年上海大別墅有許多可以藏匿這些財產的處所；譬如暗室、空牆和不為人知的地下室等等。」由此可見，當時強制收回黃金的政策，其實效力有限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發行金圓券而收回的民間黃金，70％來自上海，這和蔣經國到上海進行經濟管制有關，這就是著名的「上海打老虎」行動。

住在上海的陳志竟，現年90歲。看著陳志竟，我們很難想像眼前這位滿頭白髮，一副書生相的他，當年就是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隊長；王昇則擔任勘建大隊隊長，他們兩人都是蔣經國打老虎時期的左右手。陳志竟對我們說：「上海人對蔣經國到上海來，還是充滿信心。蔣經國對我們演講時說了一個題目『上海往何處去？』這裡面提到，寧使幾個人哭，也不要一路哭；意思就是要『打老虎』。」蔣經國共召集了兩萬多名上海青年人參加打老虎行動，我們從當年蔣經國打老虎的影片中看到，這位被大陸老百姓視為太子幫的蔣經國，的確是意氣風發。至於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的辦公室，就位於外灘中央銀行的三樓。

插入利刃誰來收場

當我走在上海外灘的金融大街上，捕捉當年這裡的風情，此時我的手上還拿著當年上海青年行經外灘打老虎的宣傳照。我想，蔣經國從辦公室三樓往下望，看到這群年輕人吹鑼打鼓地宣傳，檢舉惡意囤積物品的商人，並且查訪各公司、商號，進行貨物稽查，為的就是要控制物價。我想，當時蔣經國的心裡應該相當激動。家住台北，現年百歲的曹仲植，當時他在上海開五金雜貨店，做個很普通的小生意。他說：「我們倉庫內，都不敢存貨，連夜將所有貨物都賣往天津，因為那裡不打老虎。但也因為這樣，上海老百姓反而買不到貨。」

曹仲植來到台灣後，認識了王昇，跟他一起打高爾夫球，他趁機和王昇聊起，你們當年打老虎，把我們這些小老百姓都打慘了。王昇當時笑得有點兒尷尬。事實上，當時上海市長吳國禎對於蔣經國的經濟管制措施，一直不以為然。傳記作家王丰說：「上海市長吳國禎為了表示對蔣經國的『打老虎』政策不滿，他幾度提出了辭呈，吳國楨還曾經對王昇說，『你們這些年輕人如果上海搞失敗了，誰來收這個場？』因為吳國禎覺得，發行金圓券沒收民間黃金和打老虎，就像上海插進來一把刀，是非常不妥的。」

在台灣這個被視為蔣經國對大陸經濟貢獻最有魄力的政策，真相到底為何？蔣經國打老虎失敗，和蔣介石將黃金運台究竟有什麼關係呢？而蔣經國還能在蔣介石身邊有角色嗎？(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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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三)

蔣介石在經濟、軍事不斷受挫後，政治上開始面臨被逼退的下野壓力，此時，他萌生了運走黃金的念頭。

為了尋找當年上海市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「揚子公司案」，我們來到了位於外灘不遠處的南京東路99號，找到了揚子公司的舊址，儘管建築外觀已經融合現代玻璃帷幕，但是我們看到了，當年巴洛克式建築風格的痕跡，成為現在上海觀光街道的一部分，人群絡繹不絕。人們很少像我們一樣，停下腳步，試圖從這棟建築捕捉當年的風華。我們更很難想像，當年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如何風光進出這裡，這個宋美齡最疼惜的外甥，當初也可能沒想到，他竟然會成為自己表弟蔣經國「打老虎」的對象，而他也成為壓倒上海打老虎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無證據就放行

關於「打老虎」的歷史當事人，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大隊長陳志竟是目前僅存的核心關鍵人，他對「打老虎」失敗的來龍去脈，有非常貼身的觀察。他說：「我們大上海青年服務隊主要是負責限價的。王昇的勘建大隊主要進駐各個治安機關，擁有警察權。當時揚子公司初期被抓的是杜維屏，他是杜月笙的兒子，他做外匯的套匯的工作，這些都是違反限價的，對孔令侃也是這樣子，蔣經國他不管，接到揚子公司違反限價政策，就下令我們要去查。

查了以後，倉庫裡存放的的是工業用的糖，還有一些工業用的鋁。」後來，杜維屏被抓起來，但孔令侃安然無恙。陳志竟說：「有一次在半夜，查一部轎車，裡面是孔令侃，我們一個大隊長叫張士魁，看到孔令侃拿出一張名片，還有一名保鑣拿手槍，在前面說不許動。後來兩方對峙起來，當時在半夜裡面，通知了王昇和我，王昇打電話給蔣經國把情況反應了，蔣經國說沒有違反的證據，就放行了。」

儘管蔣經國沒有真正下令抓孔令侃，但這場查封揚子公司的大動作，震驚上海，上海市民相當關注太子蔣經國，敢不敢打表弟孔令侃這隻老虎。上海媒體的大篇幅報導揚子公司事件，讓蔣孔宋家族非常難堪。傳記作家王丰說：「宋美齡當時很生氣，跟蔣介石告狀，後來蔣介石就跟蔣經國說：『你打老虎怎麼打到自己家人的頭上呢？』」蔣經國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雙重壓力下，宣布揚子公司沒有違法囤積的事實，蔣經國打老虎只維持了70天，最後草草收場。

宣布結束那天，所有參與打老虎的核心幹部都集合在中央銀行三樓，陳志竟說：「他(蔣經國)當時是本來是穿中山服的，那天穿了長褂子，講話聲音很啞，樣子很消沉，他說：『這次我們是失敗了，今後我們在什麼地方工作，有什麼任務現在還不知道，將來再通知大家。』」

1948年11月，就在上海物價防線失守後，各地國府統治區的經濟情勢開始崩解，金圓券迅速貶值。住在上海的李思德，當年是上海印鈔廠員工，他說：「當時印鈔就像做燒餅一樣，鈔票還是燙的，就有大貨車在外面等了，根本來不及印。」上海海關總署員工范元建說：「當時為了要領薪水，找20個人去抬鈔票，還被艦長罵，後來艦長跟我們一起去領薪水才知道，銀行櫃台人員根本不用點鈔票，大家都是一疊一疊的拿。」1949年的上海影片中，我們最常看到當時外國人所拍下的民生影像，就是老百姓每個人拿著一大疊鈔票上街。

決定撤離黃金

訪問不少1949年住在上海的老人家，他們最常講的景象是，在吃完一碗牛肉麵後，牌價上的價格立刻改變。另外，5百萬金圓券在當時最多只能買到兩套燒餅油條。當時發行時被說成有含金量的金圓券，在此刻變得荒謬而諷刺。

1948年10月濟南戰役後，國共之間的戰局開始出現逆轉，從東北、平津到淮海，國軍在三大戰役節節敗退。我們從蔣介石日記中發現，濟南戰役開打同時，蔣介石到上海多次和央行總裁俞鴻鈞見面，但真正萌生撤離黃金的念頭，從運走黃金的時間點推估，我們認為應該是發生在淮海戰役後兩星期，1948年11月22日，當時參與淮海戰役的國軍大將黃百韜十幾萬兵力幾乎全被殲滅，當天他在日記上說：「另選單純環境，縮小範圍，根本改造，另起爐灶不為功，現局之敗，不以為意矣。」《黃金祕檔》一書作者，也是聯勤總部軍需署署長吳嵩慶之子，吳興鏞說：「另選單純環境其實指的就是台灣，而黃金正是蔣介石可以另起爐灶的火種。」

在經濟、軍事失敗的蔣介石，在政治上還面臨桂系副總統李宗仁和國防部長白崇禧的逼退壓力。即將下野而失去政治權利的蔣介石心裡清楚，握有黃金，就是握有指揮權，他必須在下野前後，留下一盤進可攻，退可守的活棋。

就在蔣介石想要另起爐灶的一個星期，隸屬央行國庫，存放在上海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的黃金，開始有了不尋常的景象。(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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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四)


俞鴻鈞是黃金密運台灣的關鍵人物。(長天傳播提供)

第一批黃金抵台後，原本只有3萬兩黃金的台灣銀行金庫，一夕之間，有了203萬兩黃金。

為了還原第一批黃金運走時，當夜上海灘的情況，我們的攝影團隊特別選在凌晨時刻，來到黃浦江邊，那是在2009年11月底的初冬夜晚。昔日外灘的人行步道，因上海世博已被挖得坑坑疤疤，吊車手臂、水泥攪拌機，轟隆作響，零星的霓虹燈依舊閃爍著，彷彿告訴人們這個城市還不想入睡。站在中央銀行和中國銀行前，我們試圖捕捉當時中國銀行碼頭的氣氛。

在1948年11月30日夜晚，上海外灘發布戒嚴，中央銀行總裁辦公室裡，俞鴻鈞正透過窗戶，俯視著外灘的動靜，一個禮拜前，他剛接到一紙來自南京總統府的密電，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，將存放於中國銀行一半的國庫黃金，運到台灣。另外，因「黃金風潮」而卸下行政院長的宋子文，仍是蔣介石調動黃金的主要助手。蔣介石日記的校閱者潘邦正，他曾經訪問過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，從她的口述中得知，「宋子文建議，由外國人負責的海關總署來協助黃金運台，因為外國人不會干預中國內政，海關總署的船艦比較容易掩人耳目，消息不易走漏。」

黃金密運行動

事實上，蔣介石的黃金密運行動，必須非常謹慎，他只能仰仗自己的親屬，他讓兒子蔣經國負責總執行，包括護航軍艦的協調調度，也是由蔣經國負責；因此，蔣經國、俞鴻鈞、宋子文是第一批黃金運台的幕後三人小組；幾經協調後，首航艦艇由海關的緝私艇「海星號」負責。

住在台北，已90歲的范元健，當年在海關總署緝私艦「海星號」工作時，年僅28歲，他是艦艇上的三副，當晚他接到緊急動員令，要求他們在艦艇上準備待命，范元健說：「1948年的冬天，徐蚌會戰結束以後，那個時候局勢很緊張。有一天，船長就講，今天我們要開船，不能下地了，那麼我們就等在船上。結果一等，等到8點鐘沒有，到 12點鐘還沒有消息，那我們就急壞了，平常我們出海的話，晚上10點鐘也一定開船了，結果到深夜，差不多到快1點，船長說，開船！」和以往不同的是，那晚「海星號」並沒有立刻出海，而是轉向中國銀行的碼頭，悄悄地停了下來，此時已是12月1日的凌晨時刻。

此時，緊鄰在中國銀行旁和平飯店的樓上，所屬的《字林西報》( North-China Daily News)辦公室內，英國籍記者George Vine從窗戶看見，中國銀行專屬的挑夫正將一擔擔的木箱，從金庫裡搬出。他連夜趕稿，向全世界發出一則這樣的消息，報導上說：「我幾乎不敢相信，我所看到的，下面是一個充滿苦力的銀行，我甚至可以判斷出他們帽子和制服，湛藍色的上衣和寬鬆的短褲，扁擔的兩端裝滿著包裝的金條。」

George Vine敏銳地觀察到，在淮海戰役中慘敗的蔣介石政權，面對下野壓力，以及緊接而來的渡江戰役，應該開始撤離重要物資── 黃金。幾位央行的押運員上船交接後，200萬兩黃金就這麼上了「海星號」，范元健說：「甲板上堆著一桶一桶和一箱箱的黃金，這時候我們才知道，原來木桶和木箱裡裝的就是黃金。」

歷經兩天一夜的航程，1948年12月2日，第一批黃金抵達基隆港當晚，在海星號上的范元健，看見從碼頭邊，來了幾位穿大衣的公務人員，以及央行駐台灣代表沈祖同，經過點交程序後，黃金木箱開始運上碼頭。此時，人在台北的台灣銀行發行部職員劉明朝，當天下午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，他和同事坐上火車來到基隆，前往基隆港的2號碼頭。他說：「民國37年12月，有天下班時接到命令，發行部有10位同事，到基隆港去接艦，到了基隆碼頭，看到一箱箱的木箱和木桶，我們才知道上海的黃金運到台灣來了。」

台銀特殊任務

基隆碼頭邊上，已有10幾輛的卡車，挑夫陸續將黃金運上卡車。2 00萬兩黃金裝箱完畢後，每輛卡車都有台灣銀行的員工負責押運，以及2名憲兵荷槍實彈，沿途架著機關槍保護，凌晨時刻終於送到台灣銀行總部。劉明朝說：「那個晚上，我們動員大批人力，將黃金搬到台灣銀行的金庫，一直忙到第2天同事都來上班才處理完成。」從劉明朝的口述中，大約可以計算出，黃金運進台灣銀行金庫，共花了約 16個小時，而此時，台灣銀行金庫的黃金，結合先前日治時期留下的 3萬兩，共有203萬兩。

就在黃金運進台灣銀行金庫後，上海央行總裁的辦公室立刻接到台灣發來的電報，此時俞鴻鈞才鬆了一口氣，他立刻啟程，前往南京，向蔣介石報告200萬兩黃金已安全抵台的消息；見了蔣介石後，俞鴻鈞又接到下一道命令，他要趕在蔣介石下野前，繼續運走兩批黃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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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五)

吳嵩慶約1940年於成都。(長天傳播提供)

1949年1月，蔣介石在下野前夕，連續從上海金庫運出兩批黃金，共150萬兩。一批到台灣50萬兩，一批到廈門鼓浪嶼100萬兩。

拍《黃金密檔》最困難的是，所有搬運黃金的影片，其實是不存在的，但每次尋找到相關的歷史影像時，我的腦袋就會一陣發麻，彷彿那個年代的人們，穿越時空，又活在你面前。製作期間，我們找到了 1948年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，上海人民在外灘中國銀行前爭相擠兌黃金，警察用警棍到處驅趕老百姓的畫面。後來，我們在報紙上，找到同樣角度的照片和報導，上面大大標題寫著「黃金擠兌慘案」，上海共造成7死50傷。

事實上，駐上海的英國籍記者George Vine，報導第一批黃金運走的消息，在上海逐漸蔓延開來，造成金融秩序恐慌。1948年11月11日，政府為了證明中國銀行金庫裡還有黃金，宣布了《金圓券修正辦法》，市民憑身分證，用1000元金圓券，就可兌換一市兩黃金。現在還保留著兌換黃金秤單的華慧英說：「為了穩定民心，政府就開放，你們來買金子，用1000元金圓券，買一兩，而且每人限買一兩。」在海關總署工作的范元健，因為上班地點離中國銀行很近，也到中國銀行排隊，兌換黃金，他說：「政府先要穩穩民心，大家排隊，憑身分證，買一兩金子，那我們當然要去買啊！」

後來消息愈傳愈開，兌換黃金的人愈來愈多，狀況愈來愈難以控制，黃金擠兌慘案後，政府立刻宣布，停止兌換黃金政策。央行開放上海老百姓用金圓券兌換黃金，在短短一個半月，共兌出了57萬兩黃金 。

鼓浪嶼的戰時金庫

就在此時，1948年12月下旬，位於廈門旁的寧靜小島鼓浪嶼，出現了不尋常的異動。當年《廈門經濟副刊》記者洪卜仁敏銳地觀察到了其中的變化，他說：「當時就有人傳出了，蔣介石要來住鼓浪嶼，首先是蔣介石的侍衛長石祖德，他調來作警備司令，原來是障眼法，蔣介石根本沒來，來的是央行金庫的黃金。」洪卜仁所說的黃金，就是 1949年1月1日，第2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，共60萬兩，分成2路線，一路到台灣50萬兩，一路到廈門鼓浪嶼10萬兩。這趟到鼓浪嶼的任務，主要由央行發行局副主任魏曾蔭負責。當初我們發現魏曾蔭時，他恰巧去世後一天，幸好家屬留下了他生前接受友人的採訪，我們才拿到獨家的珍貴畫面。魏曾蔭生前受訪時表示：「當初共4艘船，2艘海關負責運送，2艘軍艦負責押運。我們幾個人都是副科級的。我們押運到廈門，還有2條呢，押運到台灣，所有的行動都是晚上搞的。」來到鼓浪嶼的黃金，後來被送進了鼓浪嶼中國銀行的地下金庫，這裡就是蔣介石支援國共內戰的「戰時金庫」。

1949年1月初，國軍在三大戰役中慘敗，要求蔣介石下野的壓力升高。面對這樣的情勢，蔣介石已經無法改變，他心裡清楚，他必須取得可以自由進出國庫的通行條。下野倒數11天，他讓聯勤總部軍需署長吳嵩慶，跟央行和財政部，以預支軍費的方式，制訂一只合法運走軍費的草約。現居美國的吳興鏞，從父親吳嵩慶遺留下來的日記手稿中，發現草約主要內容，日記上說：「把存在上海國庫金圓券準備金的一半，作為預支軍費」，這裡所說的「金圓券準備金的一半」，共是115萬兩黃金。吳興鏞說：「1949年1月11號，訂了這個草約以後，他跑了兩個地方，一個就是劉攻芸，當時中央銀行的總裁；另外一個就是財政部長徐堪，我父親(吳嵩慶)就代表軍方，草約是三個人簽的。」黃金草約完成6天，第3批密運黃金到鼓浪嶼的任務，立刻展開。

第3批由滬抵廈門

1949年1月17日，上海外灘再度戒嚴，第3批的黃金搶運行動，由招商局的海平號和海軍美朋號負責。目前台灣國史館的檔案，完全看不到從上海運到廈門的資料，從南京第二檔案館的資料中，我們發現了這樣的描述：「中國銀行專用碼頭前，又出現大量的箱子，外灘已經連續戒嚴了3天，1月20日清晨6點，距離蔣介石下野，只剩18小時，最後500箱銀元確定來不及上船，兩艘船共載有1800萬銀元和90萬兩 黃金的海平號和美朋號，火速航向廈門鼓浪嶼的軍用碼頭。」住在鼓浪嶼的洪卜仁說：「這些運銀元到廈門碼頭，最初的時候，那些搬運工人，有一個不小心，就把銀圓的箱子摔在地上，當時是半戒嚴狀態，由國民黨或是憲兵看管，但是有人就看到了，銀圓滿地在碼頭滾動啊！」而這些運到鼓浪嶼的銀元，當時主要是用來發放軍餉。

從蔣介石的大溪檔案中，我們發現，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，分成 6批完成，共70萬兩。吳興鏞說：「這個表面上是父親名義的黃金帳戶，剛開始史料都找不到，是屬於祕密軍費，蔣也是想隱藏這部分的軍費。」只是令我們好奇的是，為何運到鼓浪嶼的100萬兩黃金，轉到吳嵩慶的名下，僅有70萬兩，這神祕消失檔案中的30萬兩，到底流向何方，至今是個歷史之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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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六)

孫吉棟的檔案照。(長天傳播提供)

1949年2月，已有十分之六的國庫黃金來到台灣，此時代總統李宗仁邊和共產黨展開和平談判，邊著手和蔣介石展開黃金爭奪戰。

關於上海黃金運台，在台灣一直有個傳說：一艘叫做太平輪的船艦，上面載有許多央行的黃金，結果在舟山群島附近被撞沈了，因此黃金根本沒有來到台灣，台灣的黃金是戰後日本留下來的。這種以訛傳訛的說法，我們在國家檔案局中找到答案。

檔案記載，「1949年1月27日，央行共1317箱檔案，在太平輪上被撞沉。」輔大歷史系教授林桶法說：「太平輪事件，損失的是檔案，而不是黃金，有人沉下去看一看，有沒有看到什麼？」我們認為，當年軍需署長吳嵩慶和央行簽的，預支金圓券經費的「黃金草約」，可能和太平輪一起沉入海底。

氣定神閒離總統府

這批央行檔案運出上海前一個星期，1949年1月21日，蔣介石宣布下野，李宗仁代行總統一職。我們在照片檔案中，發現了一張蔣介石離開總統府前的最後身影，他依舊微笑著，跟所有送行的人打招呼。我想，蔣介石能如此氣定神閒，應該和他早已做好黃金撤離有關。撤離南京總統府前一晚，總統府的侍衛人員翁元，當天晚上負責站崗，換班時刻，已是晚上8點多，昔日燈火通明的憩盧，周遭一片寂靜，很多物資都已撤離。當翁元回到部隊宿舍後，立刻接到緊急集合命令，要求他們在下關火車站集合。

翁元說：「我們到火車站時，發現整個車站都是人， 很多士兵負責搬撤離物資，結果有一個士兵因木箱太重，不小心摔到地上，木箱破了，結果滾出來，都是銀元。」從此跡象可看出，蔣介石須帶走發餉所需的黃金和銀元。當時軍隊發餉，主要以銀元為主，但仍須消耗已貶值嚴重的金圓券。董德成是聯勤財務署收支司副司長，是實際發放軍餉的歷史參與人之一，他說：「那時候發餉是中央銀行給，沒這麼多銀元，我就跟中央說，有很多部隊，要黃金、要銀元，怎麼辦呢？中央銀行沒辦法，我就批，五成銀元、五成金圓券。」

蔣介石撤走南京部分黃金和銀元，代總統李宗仁並不知情。此時李宗仁心中最重要盤算是，以「國共和談」為基調，來換取美國對李宗仁政權的經濟援助，他希望在統治疆域上，以長江為分界和共產黨劃江而治。但回到溪口的蔣介石，早已做好人事布局，他讓行政院長孫科離開南京，南遷廣州；讓李宗仁獨自留守南京，此時總統府已變成有名無實的空殼子。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說：「相較共產黨的黨政軍，全集中在河北省西柏坡的人民解放軍總部，毛澤東當時還以『一國三府』，來諷刺國民黨分崩離析的局面。」

但令李宗仁難堪的，不是「一國三府」，而是他上任兩個星期後，蔣介石第4批黃金的運送，已經悄悄地展開。這次蔣介石下了兩道新指令，指令一，運走55.4萬兩黃金，僅留20萬在上海國庫；南京金庫全部搬空。指令二，由飛機來空運黃金。為了還原第4次空運黃金的場景，我們找到了當年負責執行黃金空運任務主要關鍵人，空軍運輸大隊，第一分隊隊長張麟德。住在台北，現年92歲的張麟德，因輕微中風，已無法清晰闡述，當年景象。為了訪問張麟德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，讓他重新回憶往事。

接到的命令就是飛

1949年2月6日，剛過完農曆新年不久，空軍運輸大隊所屬的南京和上海機場，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，要求飛行員在機場待命。當時31歲的張麟德，負責指揮調度，他進駐的地點是上海江灣機場。那晚上海再度戒嚴，入夜時刻，上海中國銀行的金庫又搬出大量黃金，一箱箱的黃金上了大卡車，往江灣機場前進，黃金全數裝箱運上飛機已是黎明時刻。他說：「我領9架飛機，從上海到松山。每架6000磅黃金，中央一位押運員，央行派人拿走黃金。」此時，在南京大場機場待命的空軍運輸大隊隊員孫吉棟，也準備就緒，當時他並不知道，此時央行位於南京金庫已經完全淨空。孫吉棟說：「我沒有接到特別命令，我接到命令就是飛，沒有人告訴你為什麼要飛。當然是一到飛機一看就知道，這麼大的箱子，很重，撲在飛機上，上面還有了，有時候有押運的。」

當天一大清早，上海的張麟德等運輸大隊隊員，所領的飛機共9架 C-46和C-47運輸機，從上海江灣機場起飛。C-46運輸機是當年國軍運載量最大的飛機，總載重量為4噸，但當年的運輸機主要以C-47為主，載運量僅有C-46的一半。上海55.4萬兩黃金，共出動9架次飛機，歷經一個多小時的航程，黃金飛機在台北松山機場順利降落。孫吉棟說：「到了以後，我們將黃金交給地面的人，讓他們處理。也沒有看到，這批黃金做些什麼。」事實上，空軍運到台灣的第4批黃金，後來被送進了現址為中正紀念堂的軍方聯勤總部財務署金庫。

1949年2月，已有十分之六的國庫黃金來到台灣，此時代總統李宗仁邊和共產黨展開和平談判，邊著手和蔣介石展開黃金爭奪戰，他強力要求台灣省主席陳誠，將運到台灣的黃金運回大陸，李宗仁的命令撼動得了台灣的金庫大門嗎？一齣鬥智與角力的政治戲碼，儘管隔著台灣海峽，依舊暗濤洶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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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之七)

蔣介石在海軍將領桂永清(戴眼鏡者)等陪同下巡視。(長天傳播提供)

當時台灣老百姓並不知道，一股政治風暴正朝台灣襲來，位於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金庫黃金，極可能不保。

位於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，在1949年前後是最高行政長官、台灣省主席陳誠的辦公地點。陳誠從北伐、抗戰到國共內戰，一直是蔣介石的左右手。第一批黃金安全抵達台灣後，蔣介石心裡很清楚，他得尋找一位可信賴的人選，才能保住運台的黃金。我們從當年美軍到台灣，拍下總統府的影像中發現，60幾年前總統府，和現在相比變化不大；當時台北街頭的老百姓，穿著汗衫、戴斗笠、穿木屐上街，看起來相當悠閒。當時台灣老百姓並不知道，一股政治風暴正朝台灣襲來，位於總統府旁的台灣銀行金庫黃金，極可能不保。

1949年3月，李宗仁動員桂系立委，要求陳誠運回存放在台灣的黃金。此時，陳誠在公文中回覆，「台灣銀行的黃金是由中央銀行管轄，不在他管轄範圍之內。」陳誠知道，他只能以拖待變。此時，下野的蔣介石，人在溪口，很快地得到陳誠來自台灣的報告。蔣介石在日記上說：「以李(宗仁)、白(崇禧)運動立委，擬將台廈現金運回，支付政事，期以半年，用光了事，這種卑劣陰謀，不惜斷送國脈民命，貢獻共匪，以為快也。」聯勤總部軍需署財務司(後改制財務署 )副司長董德成說：「李宗仁哪有人理他，沒人理他，軍事命令下不來、下面都不動。」

重慶艦的神祕黃金

同樣發生在1949年3月，國府噸位最大、攻擊力最強的巡洋艦艇的重慶號因投共，被蔣介石下令炸毀。但重慶號神祕的不是它艦艇上的裝備，而是艦上有一座「海上金庫」。住在上海，當年是重慶號艦長鄧兆祥祕書的胡步洲，是重慶號少數知道金庫的人，金庫的位置位於艦艇的甲板下層。他說：「1949年1月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來到黃浦江軍用碼頭，重慶號靠在上海造船廠旁，他親自指揮，重慶號上運進很多黃金和美鈔，但這是總司令部的，還是他私人的，我們搞不清楚。」後來，1949年3月4日，傾向共產黨的《華商報》，報導了一則重慶號上存放黃金的消息。不過這項消息，立刻被當時央行否認。我們可以確認，重慶號上並不負責載運黃金任務，為何艦艇上要存放黃金呢？

金振濤在中基艦上工作，他說：「重慶號上有黃金，是海軍傳說已久的祕密。而且，桂總司令不會是這種貪婪的人，戰亂的時候，不可能會把錢放在那裡，那時候國家兵荒馬亂，不可能把黃金藏著私有。」後來，我們從一位在上海，不願意具名的重慶號老人家，和他的越洋訪談中得知，當重慶號被擊沉後，1951年4月解放軍進行打撈，共撈起銀元大約30萬，黃金約莫數10萬兩。重慶號上的金庫黃金，究竟是桂永清個人所有，還是發放海軍軍餉的金庫，或者是蔣介石的海上金庫，目前仍是個歷史之謎，金振濤認為：「重慶號上裝載的黃金，應該有特殊任務。」

先運人或先運黃金

為了尋找重慶號的所剩痕跡，我們特別走訪了北京軍事博物館，館裡頭展示著，國府「王牌艦艇」重慶號的模型，以及曾經鑲在艦艇上的重慶字樣。從重慶號的字樣，我們可以想像，這艘原名Arora「阿羅拉」的英國軍艦，外號銀色魔鬼，艦重7000餘噸，艦長153.9米，寬15.6米，會是多麼壯觀。重慶號投共後，終結了蔣介石這段不為人知的「海上金庫」。但蔣介石的損失不僅於此，防守吳淞江入海口的江陰要塞，海軍第二艦隊將近30艘軍艦，在1949年4月21日也投向共產黨。跨越長江的渡江大門，就這樣敞開著。解放軍很快地占領首都南京，李宗仁黯然離開了總統府，總統府一樓牆上時鐘，還停在當時李宗仁撤退的時間，6點50分。

南京被解放後，上海郊外開始出現戰爭的煙硝味，此時，上海國庫的黃金只剩下20萬兩，已經退無可退的蔣介石，還會下最後一道命令嗎？上海的最後撤退，到底要先運人，還是先運黃金？一個更艱困的難題，正考驗著蔣介石。

英格

对女同志来说,这个沙发是干涩枯燥的.我起身走了.LNT( LEAVE NO TRACE)户外的美德.